“國家繁榮為什么離不開制造業”，馬尼托巴大學終身名譽教授瓦科拉夫·斯米爾在其《美國制造》一書中提出的這樣一個命題看似普通卻發人深省。他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而且極具創新性的制造業體系，以及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那么任何一個先進的經濟體都不可能繁榮發展。也就是說，不僅是美國繁榮離不開制造業，其他先進抑或正在追求先進的經濟體繁榮也離不開制造業。

　　應該說，作者這一論斷充滿洞見，絲毫不亞于霍博兄弟當年對于清教主義的論斷。霍博兄弟認為，清教主義本質上是一套思維和做事方法，其理念和實務與優秀組織聯系緊密并不是新教世界也不是基督世界的獨有現象，在恰當條件下可以跨越種族、部落、國家甚至宗教傳播。盡管制造業和清教主義兩者層面和含義有所不同，但它們的價值精髓和普世面向則完全相同，制造業事實上屬于清教主義與資本主義內嵌糅合在一起的工商業文明的一部分。

　　回顧美國經濟發展史，制造業是美國取得全球經濟、戰略和社會主導權的一支重要力量，成功幫助美國從一個依賴歐洲進口的工業前經濟體轉型為超級大國。直到后來，美國制造業開始遭遇技術、成本等危機，一度被認為是“夕陽產業”，這廂把大量的傳統工業生產環節轉移或外包給海外市場，進行所謂的“去工業化”，那廂則把價值創造能力更強的業務單元和工作崗位留在國內，持續在關鍵優勢環節加大投入進行創新，繼續長期保持世界第一制造業強國地位。

　　美國之所以如此重視制造業，筆者認為可以總結為兩個原因：一是基于歷史的原因，即制造業是美國大國、強國之基。盡管美國目前仍處于去工業化進程之中，但尚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強國，正如作者所說“美國在創造、普及和改進工業品方面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撼動的”，不管歷史上還是現在制造業對于美國GDP的貢獻率都很高，當然其重要性又絕非對GDP的貢獻率所能全部反映；二是基于現實的原因，近些年美國人口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加之經濟與金融危機以來就業缺口較大，美國需要重振實業經濟以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如果一些對于勞動力依賴程度較大、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生產能力一旦回流與再造，將有助于增加新的就業崗位和緩解勞動力市場分化。當然，不斷深化的機器化、自動化對于勞動力市場也構成了長期性的威脅。

　　所以，當美國提出“再工業化”戰略的時候，我們也看到這并非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以二次工業化為基礎、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新型工業化。如果去工業化與再工業化并行不悖，并且能夠像作者希望的那樣“不僅能在資源約束下提供高質量產品，而且能夠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自然是一幅美好壯麗鼓舞人心的圖景。當然，作者也意識到在即將到來的未來若干年，美國人自以為是的樂觀心境將接受更嚴峻的考驗，社會、經濟實現強勢反彈和制造業東山再起的概率依舊渺茫。尼爾·弗格森也說，“最殘酷的現實在于未來25年內（2013-2038年）不可能重現過去25年（1987-2012年）里那些振奮人心的科技創新”，這是否就意味著這一圖景難以實現呢？也許成功還有機會，例外主義還會奏效。

　　讓筆者頗有感觸的是，當老大地位難撼的美國依然為自己制造業的明天感到憂慮時，中國不僅不應盲目樂觀，而且應該更加謙虛甚至感到畏懼，因為美國繁榮離不開制造業，中國繁榮更離不開制造業。曼哈頓學院高級研究員馬克·米爾斯（Mark P·Mills）評論《美國制造》時說“這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并應該成為討論美國未來發展的起點”，中國又何嘗不需要這樣的關于中國未來發展的討論。如果說美國碰到了經濟增長可能性邊界，這是問題也更是實力，中國還遠遠沒碰到這個極限，這是問題也是潛力。美國解決實力約束固然困難，中國解決潛力約束則尤為迫切。